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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平坐看云起 2024-08-20 130 0 0 0 0
思考,生活,姑且叫她考公女孩吧。这是这几天被传播得最广泛的一件事情,也是人们议论得最多的一件事情。人们在谈论她遭遇的不公,在谈论她人生的悲剧,在谈论与这件事情有关的社会问题和弊端。不过,我在想的是另一个问题。我在…

姑且叫她考公女孩吧。

这是这几天被传播得最广泛的一件事情,也是人们议论得最多的一件事情。人们在谈论她遭遇的不公,在谈论她人生的悲剧,在谈论与这件事情有关的社会问题和弊端。

不过,我在想的是另一个问题。

我在想的是,假如不是因为死亡,假如现在她还活着,即便是她经历的、所遭受的是一模一样的的事情,她的事情能引起舆论这样的关注吗?换句话来说,她的苦难,能够被人们看见吗?没有死亡,你关注什么?能看到什么?

这让我想起哈维尔讲过的一个故事:

哈维尔有一个朋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监狱里过了好几年。他这位朋友患严重的气喘病,在狱中受了很多的苦,比如,在狱友吸烟的时候,他几乎不能呼吸。对他换一个无吸烟者牢房的要求,根本没有人理睬。

一位美国妇女知道了这件事,并想帮助他。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国日报的编辑,问他是否可以写点什么。回答是:“那人死时给我打个电话”。

什么意思?因为报纸需要一个故事。气喘病不是一个故事,而死亡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故事。这样才会有报道的价值。如果仅仅是因病闻不得烟味儿,仅仅是换牢房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会有报道的价值吗?报纸会发表吗?发表了会有人看吗?

只有死亡才能使他的苦难具有报道的价值。而之所以具有报道的价值,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一个故事。其实,考公女孩的事件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在很多的时候,没有故事的苦难要比有故事的苦难更能折磨人,因为它可能更日常。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农村的口述历史调查。在了解人们对土改、对翻身的感受时,我们发现,妇女的翻身感是最强烈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妇女往往是最苦的。但如果你让她们说得具体一点,她们又说不出来。比如,有一位妇女,大家都公认她过去很苦。但你让她讲述一下过去苦的经历时,她只是不断重复婆婆经常用针扎她。再具体的就讲不出来了。

那时我多少有点困惑。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每天的苦难都是那么的日常,那么的平淡,那么的琐碎,那么的没有情节,她怎么能讲得出来?但讲不出来,不代表她没有经历那些苦难。恰恰相反,恰恰是因为经历的多而琐碎,她自己都已经麻木了。

这就是苦难的不可讲述性,至少有一部分苦难是如此。

下面再引用哈维尔的几段话,可以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在布拉格,只有一家长期委派的西方通讯站。在黎巴嫩,一个远比捷克斯洛伐克小的国家,有几百个以上。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这儿什么事也没有”。比较起来,黎巴嫩充满了故事。它是一个谋杀、战争、死亡之地。像人类所能记忆的那样长久,死亡从来就是每一个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点。

我们的情况像我的朋友:我们不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没有故事,也没有死亡。我们仅仅有气喘病。为什么必须有人对我们的咳嗽声感兴趣?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写呼吸是多么困难这件事。 

故事的消失意味着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一个基本手段的消失。


Tag: 思考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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