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见识
朋友提供了一个场合,与一些做企业的朋友进行交流。开始的时候,我有点惶恐,我不是研究经济学的,更不是研究企业管理的,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他们未必有什么帮助,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但在朋友坚持之下,这个交流还是做了下来。在做的过程中,我开始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一个点上:见识。后来,我用王健林和许家印为案例,讨论了见识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性。然后有网友说,可能用李嘉诚更合适,我想也是,但用李做例子,有些讨论就不太方便了。
在讨论见识的时候,起码有两个词和它比较相近,即聪明与智慧。聪明、智慧、见识,这几个词有时很难在严格的意义上做区分,因为这些词本身就不是能准确定义的。
我是在下面的含义上使用这几个概念的:
聪明主要是在智力的含义上,在这方面人与人确实是有差别的。智慧则更多是后天修炼的结果,比聪明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人说,聪明的人不吃亏,有智慧的人则不在乎小的得失。而见识,我将其看作是对自己所处的更大情境的判断和选择,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远见卓识吧。这个区分当然是不严谨的,我不求人们的赞同,更不是为了给这几个词下严格的定义,各位只要知道我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了。
企业家与见识
稻盛和夫说过一句话:企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层所信奉的哲学和理念。我想,他说的实际上就是见识。这种见识特别表现在一些重要时刻对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就企业而言,在《见识的差异:王健林的满血复活与许家印的苦苦挣扎》一文中,我曾对这两个人做过一个比较: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企业家。我们不能因许家印现在身处困境就否认他的这种能力。但现在两个人现在的处境却天差地别。差在什么地方?可能就是见识,就是对自己和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
王健林是一个从体制内出来的人,他既懂体制外,也懂体制内;既懂市场,也懂权力;既懂哪些是自己能左右的,也懂哪些是自己不能左右的。所以,他能在别人还看不懂的时候看懂了,在别人犹豫的时候他行动了。
有人说,王健林靠的是幸运。不对的,不是幸运,是见识。
许家印差就差在这里。论商业才能,许家印也许不输于王健林。而且,无论是曾经的大举扩张,还是后来的断臂求生,也都是他们商海中见惯的商业套路。但问题是,许家印沉醉在自己的商业逻辑里,对外部世界即将甚至已经发生的变化,没有能及时感知和醒悟。大错由此铸成。关键的因素游离在他的视野之外。
国家与文明
在个人的层面是如此,在企业的层面是如此,在国家与文明的层面就更是如此。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远见卓识决定着未来。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建国初期的一场争论,即美国是走农业立国的道路还是走工业立国的道路。国务卿杰斐逊认为,美国土地肥沃,人口稀少,应把工业留给欧洲,美国则走商品农业的道路。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则认为,制造业不受土壤、气候影响,比农业有更大的效率和产出,是美国产业发展方向。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汉密尔顿提出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美国最终确定了工业立国的方向。
工业立国方向的确立,使美国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大萧条之前的20年代,美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非常快。1900年美国的制造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30%。在一战正酣的1915年,仅美国福特公司一年制造的汽车就是德、英、法等国总和的14倍。到192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了全球85%的汽车,拍摄了80%的电影,生产了42%的商品。那时,光纽约市的汽车数量就超过了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美国做了另外一种选择,结果会是怎么样?
实际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不乏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但见识可以决定你在整体上把聪明和智慧用在什么地方。就个人来说,我们能看到一个人很聪明,但把这种聪明用在了歪门邪道上。这就是见识的问题。
前一段有一个吐槽式的说法,叫点歪科技树。这也可以引申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自己的聪敏智慧往哪里用。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我们往往既骄傲而又耿耿于怀。无疑,这些发明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发明既没有往形而上的科学方向延伸,也没有往形而下的技术发明演进。
就是在现在,我们也不能不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聪明智慧往什么地方用?
缺乏见识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前一段时间,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一群聪明人为什么做出了最愚蠢的决策?这个事情是由一本书引起的。这本书就是,堀田江理的《日本大败局》。该书通过对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分析,力图揭示一群聪明且爱国的决策者们是如何将国家引向灾难的。这本书对其中一些原因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聪明与见识的关系。
对于发生于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人们都公认,其在战术上是成功的,但在战略上却无异于是一场自杀。从战术上看,日军在90分钟内炸沉了美国四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炸毁飞机188架,受损的建筑、船只和飞机更多。在攻击中,美军约有2400名美国人丧生,1250人受伤。但是,这个战术上的胜利,却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覆灭过程的开始。当时的局势是,日本在中国战区已经开始陷入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树了美国这个强敌,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是这些决策者不够聪明吗?不是,其战术上的精彩与成功,就是明证。关键的问题,是见识,是对世界局势的把握。
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史不绝书。德国历史上出现那么多的伟大思想家和这人,但却将德国甚至整个世界推向深渊。这难道仅仅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看看那时德国有多少知识分子追随希特勒就可以找到答案。俄国至今仍陷在自己发动的战争的泥沼中,难道仅仅是信息的失误?对世界大势发生了误判可能才是真正的原因。
因此,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能够把握大势,才是最最关键的。这就是见识。
最近看到一句话:决定一个文明能走多远的,是看待世界的认知模式。
这句话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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