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了行业内卷形成的原因与结果：

一个犹太人来到小镇上开了个加油站，生意很火；第二个犹太人来了，发现加油站生意很不错，想到加油站的客户需要吃饭，所以投资开了个餐馆；第三个犹太人来了，想到来小镇的人多了需要住宿，于是开了个酒店；第四个犹太人又发现住店的人需要生活用品，于是开了超市；第五个，第六个……来的人越来越多，吃饭住宿旅游经商的人又需要加油，于是加油站、餐馆、酒店、超市们的生意相继更火了。

一个中国人来到小镇上开了个加油站，生意很火；第二个中国人来了，发现第一个人投资的加油站生意真令人羡慕，赶紧开了第二个加油站；第三个中国人又来了，看见前面2个同胞的加油站生意很好妒嫉得眼红，火速开了第三个加油站；第四，第五个同胞过来都是一样，开加油站还打折促销……最后恶性竞争，然后纷纷倒闭……

这当然是一个段子。但顺着这个段子，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很多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说过剩，都在说过剩背景下的内卷，都在说内卷中的恶性竞争。其实，上面段子中讲到的那种一窝蜂现象，在当今的经济生活随处可见：养猪一窝蜂、葱蒜一窝蜂、水泥一窝蜂、钢铁一窝蜂、房地产一窝蜂、光伏一窝蜂、新能源一窝蜂，甚至芯片也是一窝蜂。据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中国芯片相关企业的数量达46.5万多家，仅2022年就新增了11.3万家，相当于每天新增310家芯片企业。

这种过剩、内卷与恶性竞争，当然有着很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基础。在一篇文章中，我看到这样一段话：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方人有史以来首度与中国人直接做生意，除了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外，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货之价廉物美。西班牙人1565年才开始统治菲律宾群岛，但不出十年，中国廉价商品已涌入马尼拉。1587年有30多艘中国帆船运载大量丝绸等商品，其价格之诱人令西班牙总督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卖得这么便宜，以致我们只能作这样的想法：要不是他们国家里生产这些东西不需要劳力，便是弄到这些东西不要本钱。”

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一件事。那时我还是在北京大学工作，有一天，系里的一位女教授和我说，她在早市上买了一条裙子，价格便宜到难以想象。她感叹说，怎么能这么便宜呢？论布料钱不够布料钱，论工钱不够工钱，小贩自己也还得挣点吧，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正因为这件事情的启发，于是就有了第二天在一个会议上的争论：

那天是在中国经济时报开会，讨论经济形势问题，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也很不好。此时的背景是，经济学家都在讨论产权改革问题。

在会上我讲到一个现象：现在的问题是，生产什么什么卖不出去。我这话的意思是，当时面对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完全是产权问题。会上，我们就在那里争论，中国面临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有点轻描淡写地说，这主要是花色品种不对路。我说不对，即使花色品种对路，也卖不出去。而且，不但国有企业的卖不出去，民营企业的也卖不出去。这说明，产权改革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面临的就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记得那一年是1998年，这是过剩问题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所以后来我说，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1997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香港回归，邓小平辞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其实，这一年还有一件极为重要但却悄无声息的重大事情发生，这就是中国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而正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明显下滑，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大批农民工失业。同时，全国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处于亏损状态。受此拖累，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大幅上升。这标志着，过剩开始取代匮乏与短缺，成为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

但在当时，我们的脑子里没有讨论那些问题的思路，甚至连合适的语言都没有。所以，那位经济学家朋友也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只能用花色品种不对路来解释。短缺与匮乏时代留在我们脑子里的烙印太重了。

好了，现在回到前面那个段子上来。段子里两种不同的经济现象，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而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反射的则是在文化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至少有三点。第一，在行为模式上是从众的还是自主的。也就是，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是盲目地跟着别人做，别人做我也做，还是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第二，在思维上求同还是求异。尽量和别人保持一致与努力形成不同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三，在偏好上，是求稳还是勇于冒险。在很多时候，模仿别人当然更稳妥，但也容易流于平庸。

但这里必须得强调一点，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固然是重要的，但更现实的是那些有形的硬因素。其中，至少需要考虑如下三点：

第一，门槛较低。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还处在比较低端的位置，技术含量不高，对资金的要求也比较低，进入相对比较容易。加上中国人多机会少，很容易一拥而上，然后就是卷成本，卷速度，卷营销。

第二，投资体制。前面说门槛低，但问题是，像汽车、钢铁、光伏、芯片这些产业，就很难用门槛来解释。那问题在哪里呢？更重要的是投资体制。在中国的投资体制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两个重要的投资主体。而这两个主体，往往对市场不敏感，而更多听从于行政指令。

第三，产业政策。大家还记得多年前张维迎教授与林毅夫教授那场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产业政策对于引导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升级，确实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副产物就是，企业为了得到政策扶持，为了得到征服补贴，会蜂拥而上，结果是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最后留下的就是一堆过剩的产能。